“公审公判”讨薪农民工乃政治权力凌驾司法权力之恶果
2016-03-30 11: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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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审公判”讨薪农民工乃政治权力凌驾司法权力之恶果

张镇强

2016年3月16日,四川阆中市人民法院发布了一组公审讨薪农民工的照片,当地执法机关荷枪实弹押送讨薪农民工沿街示众,并组织群众来参加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看那武装押送的场景。

当地媒体报道,这次的阆中市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广场上举行的“公判大会”,8名讨薪农民工因“妨碍公务”被判处6到8个月不等的刑期。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8月29日,百余名农民工聚集在阆中市某商务房项目部索要拖欠的工资无果后,大量民工在张某、戚某的煽动下,前往阆中市著名景区南津关古镇,并堵住景区大门,不准游客进出,希望以此方式向政府施压,达到索要工资的目的。

江南派出所民警代某赶到现场,劝解在场民工曹某、欧某等人要依法维权,让开通道,方便游客通行,并向其指出正确维权途径。此过程中,大量民工不听劝阻,张某、戚某趁乱起哄,谎称“警察打人”,并煽动曹某、欧某等人将民警代某围住、抓扯、推搡,并强制将其挟持至市政府,以此迫使政府向开发商施压。沿途引来大量市民围观,导致交通要道堵塞,秩序混乱。事发后,曹某、董某、欧某三人被抓。张某在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也随后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在接到民警电话联系后,主动投案自首。

从案件的这个简单历程看,笔者认为,当地政府和公安、司法机关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荷抢实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工,只要政府主要负责人或有关部门负责人出面向农民工保证尽快支付民工应得的工资,适当表示歉意,就会立马打消民工的怨气,使事态平息下来。问题在于政府为什么不这样作?偏要那样作?

笔者认为,这首先涉及政治权力的需要问题。

1.中国“赵家人”认为,不能容许任何人挑战她对中国的领导和管控权威,不管有理或无理。几十几百个农民工竟敢把著名景区入口堵住,把前往制止的民警扭送市政府,这是无法无天的蔑视“赵家人”的领导和管控权威,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以显示绝对权威的方式给这些农民工一个下马威。

2.“赵家人”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是稳固其统治的基础,任何有损稳定的大小事件都不应容忍而必须严加处置。阆中市农民工的行为,显然有损社会稳定,所以必须严厉对付之。

3.赵家人认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方法是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他们深知中国还有几亿农民工处于阆中市农民工同样的状态,阆中市农民工的行为如不立即打下去,就有可能出现星火燎原的险象。

4.赵家人一贯认为“杀一儆百”是震胁和驯服更多国民,使他们不敢反抗,不敢有二心的最重要方法。这就是政府本来可以答应满足农民工要求,使事件立即平息下来,却偏偏要兴师动众,荷抢实弹押农民工游街示众,在大庭广众之中羞辱他们,再判处他们徒刑的主要原因。旨在借此警告更多农民甚至全中国人:与政府府作对者绝无好下场。

下面就阆中市“公判”讨薪农民工的行为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到底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正还是相反等问题稍作辨析。

首先,事件起因的唯一根源或导火线是政府支持的建设公司拒绝按期支付农民工工资,而且一直长期拖延不付,农民工也穷尽了其它所有途径而不得,才以堵公园入口的方式来对政府和公司施压,以实现取得合法劳动报酬的目的。

欠债必还,天经地义,何况这还是农民为政府和企业付出血汗劳动所应得的报酬。政府和企业却长期拖着赖着不付工资,在法理上首先大输特输了。农民工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靠打工赚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他们是绝对弱势群体,早应成为政府和企业关心爱护的对象。政府和企业则是有权有钱有势的绝对强势群体。一个弱势群体为强势群体付出了血汗劳动,强势群体却拒绝或拖延付予弱势劳动者应得的报酬,让他们难以维持生计,何况,正如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所说的,政府的本职,首先是保证弱势群体不被社会淘汰。因此,强势群体在情理和道义道德上又大输特输了一脚。

在这样厚颜无耻、无情无义、无法无天的强势政府和企业同伙面前、绝对弱势的农民工为了生存,适当集中力量对无情而又强大的强势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和应得的合法权益都是不过分的。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农民为了反对地主阶级和皇朝政府的压迫剥削,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带领下,奋起攻打当地政府,直至进驻皇朝所在的京城,推倒皇帝的统治,对此以农运领袖著称的毛泽东曾经一再肯定和赞扬这种起义的正义性、合理性和进步性。如今阆中市的讨薪农民工仅仅因为讨不回血汗工资,难以生存,而堵了一下公园的入口,就被视作犯“妨碍公务罪”而游街示众,判处徒刑。这是多么荒唐的历史!正如蔡慎坤先生在“谁来给讨薪农民工一个说法?”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当年为了人民的利益,组织过无数次的工人运动,上街抗议、大罢工、堵路、堵门,甚至各种暴动,都被堪称为时代英雄工运领袖,当年贵党的工运领袖林详谦、施洋,别说堵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连南北交通都斩断了,后来被追认为烈士,至今还有庞大的陵园。怎么今天轮到农民工讨要自己的血汗钱,就成了罪人遭到公审公判?”这不是黑白颠倒,荒谬又荒谬吗?

其次,阆中市当局强加于农民工的所谓“妨碍公务罪”也是难以服众的。从字面上说,“妨碍公务罪”应指有人对正在办理公务和处理公务事宜的官员或公务员横加阻挠或纠缠,使其无法办理和处理公务事宜。此时政府可以在某种限度内依法制止某些人的干扰和限制。而阆中市的讨薪农民工堵住景区入口,并不属于“妨碍公务罪”的范畴,它只是暂时有损于游客游览公园的时间和情趣,根本不存在直接妨碍官员履职的情况,所以不应属于被起诉的刑事犯罪范畴。相反,游客如果富有普世价值的人权意识、富有同情弱者的仁爱心态,他们实可以宣布暂时中止入园游览或改道而行或直接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尽快解决支付农民工工资问题。遗憾的是,当地游客缺乏这种同情弱者,反对强权,坚守社会公平正义的善良心态和权利意识。更有甚者,如蔡慎坤先生在同一文章中所说的,“有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侃侃而谈,说什么维权不能超过法律允许的限度,更不能触犯刑法而破坏社会秩序,否则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根本不懂得或故意不提中国的刑法是谁制定的?是“赵家人”制定的,主要为赵家人的统治服务的,主要用来压制和制服老百姓尤其是底层百姓的。堵政府大门、堵公园入口的绝大多数只是下层民众和替他们发声、带领他们行动的少数民运人士和维权律师等。所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等刑法条款本质上是赵家人专门对付下层的一个工具。请问,有哪一个遵从普世价值的民主国家有所谓“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呢?

阆中市“公审公判”讨薪农民工事件,也有力地揭穿了所谓中国的司法是独立公正的大谎言。

我首先要问,如果中国司法是独立公正的,阆中市人民法院为什么不独自开庭,履行一切庭审程序,听任公诉人和被告辩护人展开辩论,再通过合议庭依法作出判决,再允许被告人履行上诉程序,而是直接拿讨薪农民工先游街示众,再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公审,当场给以有期徒刑的判决?

世界上任何国家即使某些专制独裁国家的法庭也没有权力不履行上述司法程序的,更没有权力将犯罪嫌疑人先游街示众,然后在广场上公审公判他们。公审公判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专制独裁者和极权主义者对付反对派和所谓暴民的一种“杀一儆百”的恐怖主义手段。所以阆中市公审公判讨薪农民工一案完全无司法独立和公正可言,是典型的政治权力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政治权力用司法权力作掩护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一种无耻的恶果。

据当地群众反映,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还的建设公司是因为政府拒不支付公司的承包款项,公司因此无力支付工资。众所周知,中国的地方政府目前都是靠借债发工资,全国地方政府负债额高达几十万亿元。这是全国到处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还的根本的经济原因。于是专制独裁者在无力解决这一困局的情况下,只有运用绝对的政治权力,拿司法权力作工具来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肮脏目的——让农民受苦,自己继续享受。

 

2016年3月28日写成


《权利与权力散论》出版敬告

《权利与权力散论》是湖北大学退休教师张镇强的第四部政论杂文集,已由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11篇文章,约32万字。

《权利与权力散论》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阐释和论述权利和权力的性质、权利与权力的本质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的专题文集。它是了解和认识现代民主理论和理念的最基础性读物。也是了解现代人类文明最必要的启蒙性读物。

本书由“权利是权力之母”、“权力脱缰之害”、“权利保障之福”和“如何把权力关进铁笼子”四类文章组成。绝大部分文章是通过对具体的大小事例和案例的分析,再上升到某种理论和理念的高度,是一部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最易理解的读物,而不是空洞无物、不着边际的说教。

本书欢迎新老读者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购阅、批评和指教,并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向熟人推介购阅此书,为推动中国民主化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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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张镇强2010年出版的《盛世真言》原价56元,2012年出版的《当代民意散论》,原价32元,201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辨析》,原价32元,均有小量存书,现均以每本25元折价出售,三本书共75元。欢迎一并购阅。

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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