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zhenqiang
2015-09-22 18: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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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专制,谁必然重视政策对民众的有益性?

——与张锋先生讨论

张镇强

 

2015年9月16日,博克中国发表了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张锋在参与王岐山与一批外国政要和知名学者的“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的座谈会后所写的“参会所感”,笔者对他所谈的主要观点有不同看法,特提出商榷。

张锋说:“9月8日—10日。我参加了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合办的‘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作为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和部分与会嘉宾一起参与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座谈会。”

张锋说:“王岐山的讲话,实际上点出了让世界了解中共长期‘一党执政’的合理性的关键。王岐山明确指出中国政治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人心的向背’与‘人民的选择’。他极为准确地指出西方政党要的是人民的选票,而中国共产党要的是人心的向背。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拿‘人心的向背’这把尺子衡量自己,所做的所有事情都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

张锋然后肯定地说:“虽然这并不是王岐山首次提出‘人心向背’的问题,但这却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首次道破以人心向背为根基的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本质,同时也挑战了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张锋然后对王岐山讲话实质进行解读和辩解。

张锋说:“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流……追求的都是政治程序的民主性,而非政策内容的有益性。”“现代西方民主的根本特征是多党制选举,虽然政党选战的成败和其政策主张相关,但赋予此类政治民主性的根本,不在乎政策主张是否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在于选举活动这个过程本身。”

因此,我就先讨论张锋的这一观点。

张锋这段话,实际上是通过所谓西方民主只注意政治程序的民主性而忽视政策内容的有益性,中国共产党则始终注意政策的有益性而不计较政治程序的民主性以证明中共长期“一党执政”的合理性。然而,历史和现实并非如此。

谁都知道,西方强调政治程序的民主性,正是为了保证政策内容的有益性,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请问,如果美国不是通过完整的民主程序来选举和监督国会议员和总统,国会和总统能制定和执行各项有益于民众的政策吗?如果奥巴马在两次竞选总统活动中,不重视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他能赢得美国大多数中下阶层人群的支持而连任两届总统吗?

大多数西方国家在举行总统竞选活动中,除了各个候选人不断向选民直接阐述自己当选后的政策主张外,还要举行两至三次全国性的政见和政策辩论会,连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活动中也有这个程序。美国国会往往就总统或议员提出的重大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政策主张进行长达几个月的公开或秘密的激烈辩论。其他西方国家都如此,连台湾地区的立法院也如此。

在这里,不妨再举两个美国事例来驳斥张锋的观点。

一是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是在当年的5月至9月的最热季节举行的。制宪者们为了成功地把当时的十三个州组成的半国家性的松散的邦联改建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国家而起草一部有效的国家宪法,他们不得不关起门来,在密室进行反复激烈的辩论。当时尚未出现电扇,更无空调,每个与会者每天都汗流夹背,仅靠一把纸扇解热。为了不让会议失密,防止民众搅局,会议严禁与会者擅自外出,只允许最年长的与会者富兰克林(80多岁)在他人陪伴下短暂地到户外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会议因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执不下,几次频于不欢而散。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通过相互妥协让步达成宪法草案文本。

随后,宪法草案向十三个州的议会和国民公布,展开全国性的辩论,分岐更大,反对声浪高涨。主要是反对建立具有强大权力的中央政府。为此,制宪会议中的联邦派(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等不得不到处游说,发表演讲,说服反对者,最终在全国通过了这部宪法草案,即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汉密尔顿等三人的演讲集随即成了具有世界指导性的最经典的宪政民主文集,即现在流行的中文版《联邦党人文集》。这是研究宪政民主或政治思想史的必读文集。

二是前不久美国实施的医改法案。这个法案是奥巴马第一任总统时就提出来了,由于遭到国会共和党人的反对,难以通过,经过奥巴马与共和党人的反复辩论和相互妥协,加上舆论的压力,才在他的第二任内勉强获得国会通过,经总统批准生效。但这时,共和党人仍然不服,又向美国最高法院状告该法案违宪,直到2015年6月最高法院裁决该法案合宪,奥巴马才得以正式实施此法案。而该法案的实施将使美国3500多万下层国民由原来的无医保待遇正式享受国家医保待遇,当然是个有益于民众的法案。

就凭这一切,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说西方民主政治“追求的都是政治程序的民主性,而非政策内容的有益性”或西方政治民主合法性的根本,“不在于政策主张是否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在于选举活动这个过程本身”呢?

张锋说:“在不少时候,政党(西方)甚至不需通过严肃的政策讨论,而只用煸动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方式,通过选举赢得政权。”并以希特勒的上台和希腊、法国、西班牙的极左和极右翼上台来证明“程序式民主并非一定总是符合相关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与追求”。

不错,西方国家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是有过上述情况的,但这并不能证明西方国家重视民主政治程序就是错误的或不好的,它只是某些国家的某种特定背景下的产物,或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序还不成熟的结果。一旦民主程序完善和成熟,这种现象就可得到克服。美国就是典型代表,它从未出现过要么是极左得势要么是极右得势的现象。

张锋的观点,实际是想证明,不需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权反而会注重政策主张的有益性和阻止极左或极右政治势力得势的现象出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正是未经民众授权,擅自用民主选举以外的方式和手段上台执政的政权一般不会考虑政策主张的有益性,只会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就是专制独裁。虽然,有些专制独裁者也会为巩固其统治而对民众实行短暂的有益政策,以笼络人心,但他们绝对是以贯彻其固有的政治理念和理想,增进其统治集团的私利为主。否则他们为什么不敢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执政后,为什么仍不敢用选举方式来取得执政合法性呢?

必须指出,西方强调政治程序的民主性,是为了保证政策内容的有益性,乃民主政治的必然。因为任何政党想要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必须先提出对全体国民至少大多数国民有益的政策主张,否则就休想获得多数选票的支持而上台执政。这是铁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的。

其实,希特勒之所以上台,正是他提出了有利于全体德国国民的经济政策,获得了真实的民心。他当时提出,如果他上台,将保证每一个德国家庭的锅里每天有一只鸡的承诺。事实上,希特勒执政初期,德国经济是当时欧洲最好的,而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战后赔款不胜重负,经济一度全面崩溃。希特勒的根本错误在于煽动德国人对战胜国的仇恨,积极推行扩张侵略政策,宣扬雅利安人至上,蔑视所有其他民族和种族,鼓吹由雅利安种族来统治世界。

而一切专制独裁者之所以不会考虑其政策主张对广大民众的有益性,也是其制度和独裁者的本性所决定的。一切专制独裁者,一般都有其单一的独特的政治理念和理想,而且非常顽固地固执其理念和理想不变。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和理想,他们还必须大力夺取、维护和扩大其个人、家族或集团的私利。两者合起来促使他们只能不择手段,任性而为,根本不会考虑其政策是否对广大民众有利。如果既有利于自己有又利于民众的政策,他们当然会实行,如果政策不利于民众,只有利于自己理念的实施和个人财富的积累,他们也会毫无顾虑地实施这一政策。而这种现象在20世纪新出现的世界共产党人身上表现得最突出。例证俯拾皆是,只举两大例就够了。

一是1918年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中,列宁为首的一派坚持要让俄国退出与德国作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一方,同德国签订和约,以便既回报德皇威廉二世重金帮助列宁回国推翻沙皇统治和随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又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受战争的摧残。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坚决反对列宁的主和立场,主张继续与德国作战,彻底打败德国。两派争论非常激烈,布哈林派一度要逮捕列宁(列宁当时处于少数派地位),废除他的领袖地位。但最终结果还是列宁占了上风,布哈林派妥协了。结果列宁派托洛茨基与德国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苏维埃俄国将大量土地、资源和人口割让给了德国。

这就是说,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曾经不惜一切手段包括向敌对国投降,出卖国土主权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哪里还有半点影子来考虑其政策主张对本国民众是否有利?

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1959年召开的卢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左的路线,就因为会议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呈交万言书,批评在农村的冒险大跃进浮夸风,弄得农民没饭吃,饿死人的现象。结果,毛大怒,会议转而以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最终导至1958至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3750万人的大灾难。

请问张锋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一党执政必然会严肃认真地考虑它的政策主张是否对广大民众有利,还是根本就不考虑这一点?答案显然是后者。如若不信,还有如下例证:上述大饥荒时期,当时国家尚有库存粮食100亿斤,以此来拯救农村饥民,完全可以避免饿死这么多人,但毛、周等最高层就是不愿这样干,非要把粮食拿来换取外国工业技术特别是制造原子武器设施,以保证原子弹爆炸成功,炫耀国力。

将美国的多党民主与苏俄和中国的一党执政作如上对比,谁必然重视执政后的政策是否对民众有利,谁根本就不考虑这一点,岂不一目了然了吗?

还应当指出,多党民主与一党专政即使都重视讨论自己的政策主张对民众是否有利,其中仍有一个质的区别。前者一般是在国民知晓的情况下公开进行辩论并让国民参与辩论。辩论的胜负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原则解决或由绝对中立和独立的最高司法机构裁决。胜者和败者都服从这种决定或裁决,没有成王败寇的感觉,败者更无被胜者惩处的现象。

后者则完全相反,政策辩论只是在执政党内部秘密进行,民众既不知晓,更不得参与。辩论完全按弱肉强食的法则进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往往将败者以各种罪名赶下台,或放逐或囚禁,甚至处死之,与野生动物中的强者残忍杀死和吞食弱者的丛林法则毫无二致。稍为考察一下苏联、中国等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这样一副凶残的内斗面目。而在这些表面上是内部辩论的内斗中,胜败双方都打着为了民众和民族的利益的旗号,实际上则是为了各派的私利和权力而争夺,当然也有所谓为崇高的政治理想而斗争。而这种内斗,只要有共产党一党执政存在,它就永远不会自动消失,永远也不会转变成像多党民主那样的公开的文明的有益于广大民众的政策讨论和辩论。

张锋的文章(参会所感)的第二个值得商榷的重要问题是“人心的向背”。

张锋说,王岐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人心的向背’与‘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拿‘人心的向背’这把尺子衡量自己,所做的所有事情都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与不高兴。”

张锋接着评价说:“虽然这并不是王岐山首次提出‘人心向背’的问题,但这却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首次道破以人心向背为基根基的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本质,同时也挑战了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由于张锋随后所谈的只是玩弄文字游戏,并未具体解释和论证‘人心向背’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所以笔者无法也无必要来详细批驳这一观点,只提出一些问题供作者思考或回答。

“人心的向背”是人类社会所有国家的执政者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并非只有共产党执政就如此。问题在于任何执政者怎样来体现或证明你的执政是符合民心或背离民心的。

多党民主制国家的执政者是靠选民的多数投票选举上台执政的,执政时期又不断进行独立公正的民意调查,了解民众对政权的满意或不满意度。然后又通过下一次选举,证明人心对你信任还是不信任。若能继续执政,表明人心是向着你的,否则就是背离你的。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是通过暴力和武装夺取政权的,能证明人心是向着你的吗?而在执政后,又不搞一人一票选举,始终由这个党把持着政权不放,甚至把国家的所有人和事都管得紧紧的,这样的状况,能体现或证明人心是向着你的吗?

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后,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搞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前述饿死几千万人不在内)能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人心所向吗?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把几百万私营工商业者的财产通过公私合营最终收归国有,先把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亿万以上的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权证,然后又一声令下,把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实际上完全剥夺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手段,使之成为政权的绝对依附者,造成今天的巨大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以及大规模的政府强制出卖农民土地使用权和拆迁农民房产等行为。这一切还能证明人心是向着执政党的吗?

由于不敢用选举来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唯一可用的法宝就是把经济搞上去,使中国富裕,并以此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主要理由来宣扬。而这一点确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她的最好宣传工具。

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上去了,而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处于世界相对低下水平,特别是环境污染最严重,宜居条件最差,贫富差距世界第一,官员贪腐世界第一,人文社会沉论,文明程度倒退,民众不自由不安全感加剧,官员自杀、民众自杀和民众之间的相互凶杀,越来越频密,等等,等等,这一切又能证明民众的心是向着执政党的吗?

所以,不顾客观现实,不以客观事实来证明人心是向着中共一党执政的,而是一味的自说自话,自吹自擂,只能被看作权力的无奈喧嚣。

我是学历史的,我还没有发现历史上有任何一个靠暴力和武力夺取政权,然后又长期把持政权不放,对全民实行专制独裁,把全民管得死死的,使大家都没有自由和幸福感,只有恐惧感的政权会获得人心的拥戴和爱护。我相信人类社会永远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政权和政制。

所以,“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人心的向背”这一观点,根本不值得一驳。而它竟然出自执政党人之口,更不过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谎言而已。

 

2015年9月19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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